創業時代，從來不缺「硅谷式」的神話。

過去二十年，我們見證過BAT的一夜崛起，熟知TMD的前進和掙扎，甚至親身感知過每一個資本風口的律動。

我們聊移動通信，聊新零售，聊電子消費…….卻很少有大眾關注到那些互聯網獨角獸和科技巨頭背后的芯片革命。

源起：三十年榮光與起落

芯片，或者說集成電路，盡管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無處不在，但成為人人關注的行業也就只是近兩年的事情。華為海恩與臺積電聯手站隊的時候，人們拍手叫好，卻并不知道他們二者之間還有一段三十年前的塵緣。

當年，臺積電的創始人張忠謀，正站在職業生涯的第一個巔峰上，是掌控德州儀器全球半導體業務的資深副總裁。而任正非則剛丟了鐵飯碗，為了創辦華為正在小城市深圳奔波集資。他們本來毫不相干，卻難得在對未來的判斷上達成一致。

在半導體行業摸爬滾打多年的張忠謀野心很大，他經常想：“英特爾設計CPU很厲害，但生產CPU不行，我的成本是他的一半，但品質比他好兩倍，我可以做代工”。于是，在1987年的一個下午，他帶著股權變現換得的財富自由來到臺灣，創辦臺積電，成為集成電路代工模式第一人。

也是在1987年，集資成功的任正非在深圳成立了華為公司，四年后籌建了華為集成電路設計中心，即如今風頭正盛的海恩半導體公司的前身。

但拋開上帝視角，臺積電與華為海恩的成立只能激起一小片水花。實際上，當年中國的半導體行業剛剛完成原始積累，國家發展半導體產業的908、909工程孤掌難鳴，規模化與產業化只是空談。

圖注：中關村集成電路設計園科技館實景

海峽彼岸的臺積電和深圳的華為沒能從開始就「石破天驚」，點亮中國集成電路產業的榮光，反而落在了一個跑去上海的臺灣人身上。

2000年，來自中國臺灣的張汝京帶領300多位臺灣半導體從業者和100多位“海歸”北上選廠，他舍棄了臺灣、跳過深圳，最后在上海張江高科技園區打樁建廠，成為繼上海華虹之后張江園區的第二個重量級「盟友」。

“能找到這樣一片土地建工廠很不容易”，張汝京看中了張江優惠的土地和稅收政策，以及先進的管理方法，創辦中芯國際，并逐漸發展成為中國規模最大、制程最先進的芯片制造企業。

中芯國際成功給其他企業打了個樣，開啟了中國集成電路企業匯集產業園區的新大門。

2001年，展訊通信有限公司成立，在3G芯片上成績斐然；2005年，鄧中翰的中星微成功在納斯達克上市；以上海為核心的長三角和以深圳為核心的珠三角，則開始涌現匹配政策和人才紅利的集成電路產業園區，逐漸形成聚合之勢。

直到如今，2000年前后的十年依舊被創業者成為是一個「理想時代」，無數海歸人才涌入國內，投身芯片行業。“幾乎人人都是出于情懷，都認為自己能成就一番事業”。

但理想時代并沒能持續。幾年之后，再回國投身集成電路的海歸人才很快發現，國內芯片行業再次陷入發展怪圈。

由于第一批芯片設計企業，幾乎全部都靠海歸設計師支撐，缺少市場、管理方面的天然基因。芯片制作周期逐漸跟不上產品的更新換代，技術上也缺少差異化和創新，中國芯片產業陷入了低成本競爭、低端技術扎堆、甚至互相抄襲的局面。

混戰之中，有人中道創業、一朝登頂，有人折戟沉沙、黯然離場，有人崛起，有人隕落。

就連當年引領潮流的中芯國際也難逃失落，從行業風口上敗下陣來。成立三年后，它就陷入了與臺積電的專利及商業機密訴訟案。2009年，這場半導體行業人盡皆知的長達六年的訴訟糾紛，以中芯國際的兩次敗訴告終，累計賠償臺積電3.75億美元及10%股份。

曾經立誓要做“中國第一芯”的張汝京，最后選擇辭職離場，而中芯國際也因此元氣大傷。接任中芯國際董事長的江上舟在2011年辭世，此后，中芯國際進入漫長的低谷期，曾經“僅落后一代”的差距，逐漸被拉大至2-3代，迄今為止，尚未追平。

歷史的發展總是禍福相依的。中芯國際開始走下坡路的2009年，趙偉國開始執掌清華紫光，肩負起重新開創集成電路事業的使命。

清華紫光先是在2013年并購了在納斯達克上市的展訊通信；一年后又再次出手，并購了同樣是納斯達克上市企業的銳迪科微電子，穩定了其全球移動通信和芯片設計領域的行業地位，成為中國芯片產業第四次浪潮的引領者。

遷移：集成電路的城市版圖

從代工模式到捷報頻傳，中國芯片行業經歷了三十年的跌宕沉淀。到2018年為止，中國已經占據世界半導體市場的三分之一，高達1584億美元的已經足以讓各方忌憚。

在大力引進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新一代信息技術的時代背景下，各地城市都在高喊「集成電路產業」，紛紛向上下游企業拋出橄欖枝，希望引進龍頭企業，邁向集成電路產業發展的第二梯隊。

武漢早在2001年就經批準建設了國家光電子產業基地，先后匯集武漢新芯、長江存儲、海思研發中心、聯發科技（全球第四大設計企業）、新思科技（半導體設計軟件龍頭）等眾多國內外知名企業，形成涵蓋設計軟件服務、芯片設計、測試等產業鏈條。

從2012年開始探索集成電路領域的合肥，如今已經聚集起了合肥經開區、高新區和新站高新區三大集成電路基地。圍繞企業落戶、研發支持、人才支持、高成長激勵、金融支持等五方面，高新區出臺29條扶持政策。僅高新區就聚集起了140家芯片企業。

成都則是以雙流區和天府新區為集成電路產業發展重點園區，全面覆蓋集成電路設計、制造、封測、設備及材料等全產業鏈環節。目前，已有華為成都研究院、恩智浦、瀾起科技、紫光展訊、國科微、格羅方德、英特爾等入駐。安謀中國西部研究院、成都紫光IC國際城、宇芯生產線改造等項目正在建設當中。

各地都在搖旗吶喊搶占集成電路資源，過去幾十年間形成的芯片企業各自的生長區域正在被重新劃分定義。

從2018年各城市集成電路產業產量來看，雖然長三角、珠三角地區產量占據全國的60%以上，但所占比重卻呈現出負增長。

哪怕是擁有張江高科技園區的上海，2018年的產量依舊比2010年出現了近4%的降幅。廣東省產量下降比例甚至超過7%。

甘肅、北京的產量比重增加卻十分明顯，分別有近10%、4%的漲幅，這意味著國內集成電路產業正在從傳統優勢區域向中西部轉移，向更先進的技術——北京和更低廉的勞動力轉移，集成電路的城市版圖正在發生改變。

圖注：中關村集成電路設計園實景

謀變：產業園區重獲「芯」生

從25億塊到138億塊，北京在過去八年間，完成了集成電路產量的5倍跨越。盡管產量上不敵上海、深圳等老牌芯片城市，但基于高質量人才優勢以及高科技企業的聚集效應，北京一直以來都是芯片企業全國布局的戰略要地。

2018年，北京市集成電路產業的規模已經達到968.9億元，占全國銷售收入（6531.4億元）的14.8%，其中IC設計業銷售收入約550億元，位居全國第二，智力資源、產業規模和技術水平在全國一直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在北京市「北設計、南制造」的集成電路產業發展格局之下，人口密度相對較低的亦莊聚集了中芯國際、中芯北方、威訊聯合等制造、封測類企業的工廠。而素有「中國硅谷」之稱的中關村，則聚合了紫光展銳、北京君正、豪威科技等設計業領頭羊。

在經歷了1992年建設上地信息產業園的1.0發展模式，以及2000年建設中關村軟件園的2.0發展模式之后，中關村在集成電路領域里完成了產業園區的「三級跳」。以2018年11月正式落成的集成電路設計產業園IC PARK為例，在開發模式、產業定位、載體空間以及服務手段上都進行了革新與創造。

相比于1.0、2.0「先開發再產業」的發展模式，IC PARK是先有產業定位，明確了要打造集成電路設計產業園，然后再根據全產業鏈需求進行六位一體的空間規劃。

順著北清路一路向北來到IC PARK，你會發展這里不僅是聚合全中國芯片設計產業龍頭和新勢力的IC高地，還配置了北京市唯一一家2000平方米的專業集成電路科技館、建筑面積4200平方米的配套圖書館，2400平方米的IC國際會議中心，以及能夠滿足IC精英品質生活需求的一萬平米的商業街區……

圖注：中關村集成電路設計園商業配套

IC PARK作為中關村最先進的3.0產業園區，與此前1.0、2.0模式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能夠從產業的精準需求出發，走出“基地+投資+平臺+服務”的發展新模式。

根據工信部發布的《中國集成電路產業人才白皮書（2017-2018年版）》數據統計，到2020年前后，我國集成電路行業人才需求規模約為72萬人左右，而我國現有人才存量40萬人，人才缺口將達到32萬人。而北京以36.7%的人才需求占比位居第一位。

與此同時，專業人才新增補位卻并未跟上，2018年只有2.6萬集成電路專業領域的高校畢業生進入集成電路行業從業。

針對日益擴大人才缺口與培養機制的錯位，中關村集成電路設計園聯合業內機構共同發起成立「中關村芯學院」以及相關產業基金，對集成電路企業進行助力扶持。充分利用海淀區人才強區的資源，搭建起高校與企業人才培養和成果轉化的橋梁，通過培養集成電路領域的復合型人才，助力「芯火」雙創平臺的建設與實施。

“我們的目標是成為支持集成電路設計及上下游企業做大做強的市場化的資源服務平臺。”IC Park董事長苗軍曾經公開表示。

從規劃建設到正式開園，IC PARK經歷了五年的艱辛準備期。如今，這座建筑面積近22萬平方米的3.0產業園區，已經聚集了比特大陸、兆易創新、北京兆芯、文安智能等一批集成電路龍頭和30余家上下游企業入駐。，IC PARK在集成電路設計領域產值已經占全北京市產值的45%，在全國范圍也有10%的占有率。

中國芯片在經歷“卡脖子”之后，如何突破技術封鎖，提升我國芯片自主研發能力，如何突破技術封鎖，提升我國芯片自主研發能力。9月11日，由IC PARK主辦的第三屆“芯動北京”中關村IC產業論壇將在IC 國際會議中心舉行，屆時將會有來自國內外超過500位IC精英匯聚于此。中國硅谷的「芯」故事該如何發展，他們或許會有答案。